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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后，他将笔锋一转，开始分析当下的现实：

    “今之盐铁，其利十倍于古。官鬻之价，高于私贩数倍，而盐质之劣，又远逊于私。百姓不得不食，不得不铁，故虽明知其害，亦只能仰受其剥削。

    朝廷以此充边饷、备灾荒，固有其不得已之处。然利之所在，奸宄丛生。私贩横行，官商勾结，上下其手，中饱私囊。朝廷所得者十之三四，而官吏所蠹者十之六七。名为国利，实为民害。”

    这一段写得极为犀利。

    他不仅指出了盐铁专卖对百姓的剥削，更揭露了其中的腐败——朝廷名义上赚了钱，实际上大部分利润都被官吏贪污了，真正落入国库的不过十之三四。

    但他同样没有让文章停留在“批判”的层面。他接着写道：

    “夫利者，天下之公器，非一人之私物也。朝廷欲富国强兵，不可无利；然取利之道，当以不伤民为本。

    盐铁之利，与其使官吏中饱，不若稍弛其禁，许民间经营，而朝廷收其税。如此，则民得实惠，国不失利，而贪蠹之弊亦可稍减。此所谓两利之法也。”

    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：与其让朝廷垄断经营、官吏趁机贪污，不如放开一部分管制，允许民间经营，朝廷只收取税收。

    这样百姓得到了实惠，朝廷也没有损失财政收入，税收代替了垄断利润，而贪污的空间也被压缩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自由经济”思路，放在大乾朝的语境下，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主张。

    但李易将其包装在“轻徭薄赋”“与民休息”的传统话语之中，让它看上去不那么激进。

    判五条考的是对《大乾律》的掌握。

    李易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中国古代法律，但这半年来他将《大乾律》通读了三遍。

    重要条款几乎都能背诵。五条判词他答得中规中矩，虽然没有太多亮点，但胜在准确无误。

    诏诰表内科，他选了一道“拟汉帝求贤诏”。

    这个题目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——他前世在机关里写了无数公文，对这种官方文书的格式和语气再熟悉不过。

    他模仿汉代诏书的古朴文风，写了一道洋洋洒洒的求贤诏。

    既有“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”的名句引用，又有“朕之不德，无以至此”的自我检讨，格式规范，文辞典雅，堪称范文。

    第二场考试结束时，李易明显感觉到周围考生的状态比第一场结束时更加疲惫。

    有人面色灰败，有人双眼通红，还有一个考生在交卷时突然晕倒，被吏员抬了出去。

    据说是三天只睡了不到六个时辰，身体扛不住了。

    李易倒是还好。

    他前世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这几天的考试虽然辛苦，但对他来说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

    他抓紧时间睡了一觉，养精蓄锐，准备迎接第三场考试。

    第三场考试，考的是策问五道。

    策问，是乡试中最具“现实意义”的部分。

    考官提出五个关于时政的问题，要求考生作答。

    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当下的国计民生、边疆防务、吏治整顿等重大议题。

    考察的是考生对现实政治的了解和思考能力。

    今年的五道策问，涉及漕运、边防、吏治、农政、教化五个方面。

    每一道题都不好答——如果没有对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，单凭书本上的死知识，根本写不出像样的答案。

    李易逐一看完五道题目，心中大致有了数。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第五道策问上。

    这道题问的是“蜀中教化之道”，即如何在巴蜀地区推行教化、移风易俗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与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问题。

    他自小生活在龙门镇。

    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。

    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，又谈何教化？

    他写道：

    “夫教化者，非空言也。民有恒产，而后有恒心；有恒心，而后知礼义。今蜀中百姓，终岁勤苦，而不得一饱。稚子有冻馁之虞，老者无棺椁之备。方是时也，而欲以诗书礼乐化之，譬犹驱饥民而谈钟鼎，对饿殍而论俎豆，不亦迂乎？”

    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：教化不是空谈。

    百姓有了固定的财产，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；有了固定的道德观念，才会懂得礼义廉耻。现在蜀中的百姓，一年到头辛勤劳作，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。

    小孩子担心受冻挨饿，老人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想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他们，就像是在饥民面前谈论钟鼎，对着饿死的人谈论祭祀，这不是太迂腐了吗？

    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：

    “故为政者欲兴教化，必先使民有以养。薄赋敛、省徭役、劝农桑、兴水利，使民衣食足而仓廪实。然后设学校、明礼义、正人心、厚风俗。此所谓先富后教，循序而进也。”

    “先富后教”——这是《论语》中孔子提出的思想。

    李易将其化用在这里，既符合儒家经典，又切中了蜀中的现实问题。

    他的主张是：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，再谈教化。如果连饭都吃不饱，教化就是一句空话。

    这个思想内核，在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常识，但在大乾朝的科举考场上，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“现实主义”立场。

    因为传统的科举文章，往往倾向于将“教化”视为一种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的东西——仿佛只要皇帝圣明、官员清廉、百姓听话，天下就能大治。

    李易的文章，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幻想。

    他写完五道策问时，第三场考试也接近了尾声。

    最后一项，是诗词题。

    乡试中也考诗赋，但比重不大，通常放在每场考试的末尾，作为“余兴”项目。

    今年的诗词题有三道，考生任选其一作答：

    其一，以“秋日赴阙”为题，作五言律诗一首。

    其二，以“锦江夜泊”为题，作七言绝句一首。

    其三，以“咏史”为题，作古风一首，不限韵。

    李易扫了一眼三道题目，几乎没有犹豫，便选了第三道——咏史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他不会写律诗绝句，而是因为他觉得，在这种场合下，一首有分量的咏史诗，比任何山水景物诗都更能打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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